美国对人权态度的历史演变显示，无论是早期对人权的漠视甚至拒斥，还是后期热衷于将人权作为大棒到处挥舞，本质上都是将人权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依据人权与其政治战略的契合关系来决定对人权的态度。
（一）美国将人权政治化的深层原因
美国将人权政治化的深层原因是国际人权标准与美国自身的人权状况及全球战略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冲突。其一，美国自身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包括种族歧视、枪支泛滥、暴力执法、两极分化等等。其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盟友按照美国自己宣布的标准也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其三，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全球霸权，不断发动侵略战争，非法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这些都与人权原则背道而驰。因此，美国实际上无法将自己所宣扬的人权真正付诸实施，更谈不上与国际人权标准保持一致。当国际社会在各国的共同推动下将人权作为全球治理的共同道德标准时，美国为了增强自己的“软实力”不得不顺应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将人权旗帜为己所用，装扮和掩饰自身侵犯人权的行径。但是国际人权标准与美国全球战略之间的根本矛盾是无法消除的，由此导致美国必然选择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来使用人权原则。
（二）美国将人权政治化的三种形态
面对其全球战略与国际人权标准之间的冲突，美国或是放弃人权原则，赤裸裸地维护霸权；或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有选择性地适用人权原则；或是直接将人权作为借口，对威胁自己政治利益的国家扣上“侵犯人权”的帽子，为侵犯他国主权披上道德外衣。
1.图谋政治利益抛弃基本人权理念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杜勒斯主义”树立了这样的理念：同苏联竞争，就是对人权作贡献。杜勒斯主义主张把联合国作为谴责共产主义对手的最好讲坛，艾森豪威尔政府用“道德反共主义”代替对国际上公认人权的关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则把反共置于优先地位，人权问题只放在第三位。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部长的罗伯特·盖茨曾经写道，“卡特政府以任何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向苏联发起了意识形态战争”，具体办法就是“攻击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全力支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
2.区分政治敌友双标适用人权准则
美国在推行人权外交和处理人权事务时，并不是按照统一的国际人权标准，从公正、客观的角度关注人权保障，而是采取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
首先，对自己国家的人权问题奉行一套标准，对别的国家的人权问题奉行另外一套标准。尽管美国国内长期存在大量失业、贫困、无家可归、枪支泛滥、暴力犯罪、种族歧视、移民人权等系统性人权问题，然而美国在其每年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却对这些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一味趾高气扬地指责别国的所谓人权问题。
其次，对自己的盟国或友好国家奉行一套标准，对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或利益相冲突的国家则奉行另一套标准。里根政府在提交国会的《人权备忘录》中规定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人权标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适用“积极的”人权标准，对它们侵犯人权的行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而对美国的盟国，即使存在侵犯人权现象，最多也只采取“消极的”人权标准。在美国每年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及其他“不友好”国家的人权问题夸张渲染，但对其盟友的人权问题则轻描淡写或遮遮掩掩。
第三，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人权标准。如果某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政策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利益，“人权问题”就可以被利用来指责、要挟和制裁该国；当该国迎合了美国政府的利益时，“人权问题”则可能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而改用激励方法。
第四，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对人权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一段时期，美国始终对人权持冷淡态度。直到后来，特别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联合国难民署的材料显示建立难民国际制度将是东西方斗争中的一个有力武器，美国才转而采取支持立场。
第五，对不同类权利采取不同态度。美国从自身经济和政治体制出发，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采取不同态度，对自由权与生存权、发展权采取不同态度，突出强调前者而淡化甚至否认后者。
无论这种选择性和双重标准有多少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使人权服从服务于美国的世界霸权和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需要。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公开宣称的：人权“是促进共产党国家逐步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选择，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
3.挥舞人权大棒侵犯他国主权
美国将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与人权外交手段相结合，以实现其人权外交目的。一方面，美国将人权与经济援助挂钩，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也必须同时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抵制美国人权外交的国家，则结合武力行动以实现人权外交目的。
美国历届政府都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防止亚太地区出现有损美国霸权的大国作为其战略核心。中国由于现实原因成为美国遏制的首要目标，而“人权”则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指出，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对华遏制的一派时至今日坚持认为，人权是针对中国的最后一个意识形态武器，是让中国共产党无法生存下去的一个项目。“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2000年，美国国会成立了“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集中体现参众两院、政府国家安全机构、商业集团和人权组织的共同利益。这个委员会监控中国各个方面的人权状况。
詹姆斯·派克通过分析大量的历史材料得出结论：美国官方所倡导的所谓人权与真正的人权理念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美国官方高举人权旗帜，其唯一的目的是利用人权推广自己的全球战略。美国政府逐步把人权变成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种话语权，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的工具。